关于郾城、召陵地名的由来，说法很多，谬误不少。笔者不揣浅陋，就此谈一些拙见，供大家参考。
《辞海》对郾的解释是：“郾，古国名，亦写作‘匽’或‘偃’。燕国自称为郾”；“郾城，县名。汉置郾县，隋改郾城县”。郾，甲骨文作“妟”，西周加“匸”作“匽”，东周加邑作“郾”。在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中，已经发现多个“妟”字，如“妟其来”“贞，妟乎取白马氐”等。“妟”字在甲骨文中写法各异，但都是一个美女端坐，一个太阳或左或右或紧挨头顶，丽日美女，安逸幸福之意不用言表。多个甲骨文“妟”，印证了商朝之前古郾国的存在，也印证了当时郾国与商王朝关系密切。
郾国何时起源？为何叫“郾”？根据《史记·帝王本纪》《路史》（卷十六）记载，古郾国是因远古四圣之一的皋陶姓偃（偃通郾），夏禹封其次子仲甄于此地而得名郾，距今已经有4100余年历史。
《史记·夏本纪》云：“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，且授政焉，而皋陶卒。封皋陶之后于英、六，或在许。”意思是说：禹成为天子后，立皋陶为帝位继承人，并把国政授给他，但皋陶没有继任就死了。禹把皋陶的后代封在英、六两地，有的封在许地。英，作为地名无从可考，当为嬴之误传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：“孝王曰：‘昔伯翳（皋陶长子）为舜主畜，畜多息，故有土，赐姓嬴。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，朕其分土为附庸。’邑之秦，使复续嬴氏祀，号曰秦嬴。”以上记载说明，赢姓和偃姓都来自皋陶，且读音相近，很可能英即赢即偃，偃刚好邻许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（嬴）帝少暤之姓也。……嬴地理志作盈。又按伯翳嬴姓。其子皋陶偃姓。偃嬴、语之转耳。”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嬴下云：“嬴，伯翳之后也。伯翳子皋陶偃姓，盖以偃为之，偃嬴一声之转。”
今召陵区召陵镇东南四公里处有一村名西皋，传为皋陶受封建城之处，也当为古郾国最早都城所在。因皋陶原封地在安徽北部一带，都城在今安徽六安，六安也叫皋城，西皋位在皋城六安西方，故曰西皋。根据皋陶的功德地位和皋陶后代的受封情况，结合地名所承载的历史印记看，西皋之说非纯粹谣传。
关于召陵来源，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古发现可以认定，周武王灭商，把召公封到郾国，召公在西皋城西北一高岗地重新筑城建国，因此得名召陵。《郾城县志·卷四》记载：“古城在县东三十五里，世传古郾子国受封之城，遗址尚存。”这里的“古城”就是指召陵。成王后期召公平定北方，为稳定北方，把召公的郾国迁封到北方，即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，原来的郾国（召陵）成为召公居官之采邑，由其次子一系领有。秦始皇灭郾，统一六国，必区别同宗偃姓郾国与姬姓郾国，将燕山之“郾（Yǎn）国”易名为“燕（Yān）国”不足为奇。
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中记载“周武王之灭纣，封召公于北燕”。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·匽侯旨鼎》指出：“凡北燕之‘燕’，金文作‘匽’若‘郾’，无作燕者。”也就是说，目前出土和传世的所有燕国金石铭文，西周都是用“匽”字，战国时期改为“郾”字，没有一处用“燕”字。“郾”与“燕”并不通假，所以学者多用“经典（史记）燕通郾”，辞书多为“燕自称为郾（冤枉，燕从未自称为郾，是秦始皇、司马迁让燕称郾）”。《史记》记载说明武王灭商的同时也灭掉了河南的郾国，并把召公封到郾国，但司马迁延续秦人之说，将郾写成燕显然是个错误并误导众人。武王灭商大封功臣，功勋重臣又是同族的召公绝对不会缺位。但当时武王尚未来得及抚定边远“北燕”，如何封召公于北燕？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在《燕吴非周封国说》（齐鲁书社·1960）也就此提出疑问：“若夫召公之封,尤有可疑。夫武既克殷，灭国甚多。择地而封，岂患无土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？且戎狄杂错，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？”傅斯年在《大东小东说·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，后乃东迁》说：“燕即本作郾，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，此可注意者。在汉世，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，然土壤密迩，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。近年郾城出许冲墓，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，固居今郾城治境中。曰郾曰召，不为孤证，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。”常征在其《召公封燕及燕都考》说：“郾城县境古有‘召陵’，或即郾国故墟。”
1986年，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1193号周墓出土大量西周早期青铜器，轰动史学界。其中铸有“令克侯于匽”的同铭罍、盉各一件最为珍贵，被称为克罍、克盉，现存北京博物馆。
从“令克侯于匽”句式上看，“匽”已经存在。截至目前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燕国之地在周之前有叫“匽”的方国，而只有河之南有个“匽”国。再者，铭文是“令克侯于匽”而不是“令大保（“大”古通太，即太保召公，下同）侯于匽”，即使“克”是召公长子，武王灭纣，不可能不封召公而先封其子，由此断定“令克侯于匽”，只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，克罍在北京出土，只能证明匽国后来确实迁徙到了今北京。
清咸丰年间，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七件青铜器，其中大保鼎内壁上有“大保铸”三字铭文，金石学家认定，大保鼎以及“梁山七器”中的大保簋、大保卣等都是召公铸造的，这些重器正是召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。关于“七器”如何会在梁山出土？一些专家认为召公逐北途经梁山，“遂有诸燕器出土梁山之事”，“大保七器出土于寿张梁山，地居北上燕土的中途，则未始不可能正因召公追逐北逃的王子禄父，而其后裔徙封于燕”等说法。试问，召公尚在去北燕途中，七器之一的宪鼎铭文“在匽”是在哪个匽？只有用河南郾城的郾才能说得通。宪鼎铭文曰：“隹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，侯易宪贝金，扬侯休，用作召伯父辛宝尊彝，宪万年子子孙孙宝光用大保。”铭文大意是说：“九月上旬的辛酉日，宪在匽地，匽侯赐宪贝与金，宪为传扬匽侯的恩赏，特作召伯父辛（召公奭）宝尊彝器，宪将子孙累世铭记大保（召公）的恩赏。”宪鼎证明，此时大保召公已是郾侯，并在郾地赏赐宪金贝。历史上召公从未到过“北燕”之郾地，此器铁证召公始封地就是河南郾城。
再谈谈七器之一的大保簋铭文：“王伐录子圣，摣厥反，王降征命于大保。大保克敬亡遣。王泳（迎）大保，易（赐）休余（徐）土，用兹彝对命。”意思是说：周成王讨伐录子国叫圣的国君，因病返回，成王命令太保召公出征继续讨伐，召公谨遵王命凯旋，成王亲自迎接召公，并赏赐徐国土地给他，特制作彝器铭记此事。郭沫若认为：“录”应读为“六”，地望在今安徽六安市（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》）。如果召公当时的封地不是在郾城召陵一带与徐国相邻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北京，赐封徐土则不太可能。
那么北燕之郾国何时从河南迁来？这个问题，北京社科院副院长常征在其《释〈大保鼎〉》一文中讲得很明白：“燕侯召公奭作为成王太保，是平定山西唐人之乱的周军统帅。他在成王八年平定唐乱后，十年东出河北，抚定北方。”“召公进抵今徕水、易县边界之永阳乡即《太平寰宇记》所说‘废沫水县’，并未派兵深入，以示对冀北、松辽、朝鲜半岛众多的诸侯不加侵夺。由于他采取了‘服近怀远’的开明政策，又由于驻地邶伯（殷人方伯）和从行的箕子帮助，远方诸侯皆相率纳款。”“召公与这些诸侯会盟并承王命封建箕子之国于朝鲜二水间（朝水即今潮河，鲜水为唐山陡河古名）使为‘朝鲜侯’，自则回朝主政，成王即迁封燕国于北方，由召公长子‘太子癸’继燕侯位（见《堇鼎》），其旧封燕国河南郾城、召陵，即作为召公居官之采邑，由其次子一系领有。”
匽侯旨鼎、宪鼎和克罍、克盉上的“匽”字，是目前所知最早加匸的“妟”字。《说文》解：“匽，匿也。从匸妟聲。”为什么将“妟”加匸为“匽”，带上隐匿之意？这里有必要做一解释。
武王灭商，封纣的儿子武庚在殷都故地以安商民。武王又把自己的弟弟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封殷都周围，以监视武庚，史称“三监”。武王病死，成王年幼即位，周公辅政代行王事。周公专权，“三监”疑其有不臣之心，于是勾结武庚作乱，史称“三监之乱”。《尚书·金縢》载：“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：公将不利于孺子（成王）。”之后周公东征，诛武庚，杀管叔，放蔡叔，废霍叔为庶民，平定了三监之乱。
“三监之乱”因周公专权引发。作为“周公把大钺，召公把小钺，以夹武王（《史记》）”的召公，与周公“五成而分陕，周公左，召公右（《史记》）”，威名不次于周公，对引发“三监之乱”原因岂能不深思？故将其国名“妟”加匸为“匽”，示隐匿之意，也示其后要藏起锋芒，低调做人，免招祸乱。
从金石铭文来看，“郾”字在西周作“匽”。如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匽侯舞钖铜盾、堇鼎铭文，1955年于辽宁凌源海岛营子出土的匽侯盂等。到了东周战国，“匽”作为地名，加邑成了“郾”。如1997年7月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龙贯村发掘出的郾王职剑（郾王职即派乐毅攻占齐国的燕昭王。郾王职剑现存淄博市博物馆），以及众多的郾侯腰戈、郾侯载戈、郾王戎人戈，再到燕国最后一个国君的郾王喜剑、郾王喜矛等。
有人依据南北朝《水经·颍水注》“东南迳召陵县故城南，春秋左传僖公四年，齐桓公师于召陵责楚贡不入即此处也。城内有大井，径数丈，水至清深。阚骃曰：召者，高也，其地邱墟，井深数丈，故以名焉”的记载讲述召陵来源，也有人以此认为召陵与召公没有关系，进而推断郾城与燕国始封也没有关系，并以此否定傅斯年关于召公初封在郾城召陵的推断。事实上，根据东汉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召，呼也，从口，刀声，直少切”的解释，查遍所有字书，并未见“召”有高的意思；《辞海》对“陵”的解释倒是符合北魏大臣阚骃之言：“大土山：山陵。丘陵。”显然阚骃所曰“召者，高也”之语不足为信，以此否定召陵与召公无关也不足为凭。
在漯河流传最广的，就是有人依据郾城县志在晋朝将召陵写作邵陵推定，召陵原来念召（zhào）陵，因避司马昭之讳改念召（shào）。须知，召（shào）作为姓氏和因姓氏所得地名，加右耳旁不加音意不变。古时地名如“匽”加“邑”为“郾”，“甘丹”加“邑”为“邯郸”，“召”加“邑”为“邵”非常正常，在这里召陵的“召”加“邑”为“邵陵”，从书写和观瞻上来说，显然有点画蛇添足，再把“邵”改回“召”也很正常。召陵因召公而得名，不可能会念召（zhào）陵。
来源：漯河晚报